本报记者   闫   薇   见习记者   陈锡睿

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，而执行的源头，始于顶层设计的“最先一公里”。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养老服务保障处处长郭彬彬看来，这“一公里”承载着亿万老年人的期待，关系着国家养老政策的落地执行。他的工作，就是在这“最先一公里”上，用专业、智慧和担当，将党中央的要求与群众的期盼，细化为一条条可操作、能落地、有温度的政策路径。

从调研到政策，细微之处见精准

制定政策不能闭门造车。郭彬彬坚信，真实的情况藏在基层的角落。他至今记得在山西吕梁的一次调研。车行至山脚，他执意要上山顶看看。土路崎岖，山上不通电，石屋里住着两位不愿下山的老人。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，下了山条件更好，但他们不愿离开。”这一幕让他深受触动：老年人需要的，远不止基本的生活照料，还有对故土的依恋和精神慰藉。

这次调研，让他看到了社会保障网下的“缝隙”。于是，他和同事们开始着手解决“夹心层”——那些收入低但不属于特困人员，又无力购买市场服务的失能老年人的问题。没有专项资金渠道，他们就反复协调财政部门，在既有的救助资金渠道中合法“挤”出空间，追加财政资金，最终推动出台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政策。

“我们调研了解到，一些老人即使有政策支持也不愿进机构。”郭彬彬说，这促使他们反思政策的精准性。“农村老人最需要的，可能不是被服务，而是生产性的支持、精神上的陪伴和生活安全的保障。”正是凭借这种从微观洞察到宏观政策的转化能力，在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定时，郭彬彬和同事们推动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新增了一项内容：探访关爱。如今，这项服务已纳入乡镇（街道）履职事项清单，成为养老服务中唯一被纳入清单的硬任务。

政策文件的每一句话，都重若千钧。郭彬彬的工作，常常是在字斟句酌中，为基层争取最大的操作空间。

在研究起草一项重要政策文件时，郭彬彬和同事们希望写入“设立基本养老服务中央财政专项支出渠道”，但从财政角度，设立新的专项资金极为困难。面对现实约束，他们没有放弃，而是反复思量，最终加上“加强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”这一表述。

“这句话意义重大。”郭彬彬解释，它明确了各级政府都有强化投入的责任，为后续将基本养老服务投入纳入地方考核提供了关键依据。类似的精准考量处处可见，比如，由于基层机构编制有限，他们将承担县级养老服务管理功能的“指导中心”的表述改为“管理平台”；为给地方探索留有余地，他们慎提量化指标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增加基层负担。

“政策不能有废话，也不能有错话。”郭彬彬说，“我们的目标，就是通过精准的文字，为基层‘解套’或提供依据，让他们有能力、有资源为老年人多办实事。”

从协同到突破，凝聚合力求实效

去年，在研究制定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时，郭彬彬和同事们面临一个关键问题：补贴比例定多少？

定低了，对老年消费者没有吸引力；定高了，没有依据。郭彬彬和同事们拿出调研数据，经过多轮沟通，将比例定在30%。

事实证明，这一比例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，让更多老年人用上了适老化产品，提升了生活品质。“虽然我们的工作职责是制定政策，但看到老年人家庭环境因此发生切切实实的改变，这种获得感来得非常直接。”郭彬彬表示。

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千头万绪，仅靠民政部门单打独斗远远不够。郭彬彬的工作，很大程度上是在错综复杂的部门职责间，寻找共识与合力。

他深知，民政部门资源相对有限，必须“借势借力”。无论是将村级养老设施建设嵌入“和美乡村”项目，还是推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整体打包以争取支持，都体现出这种智慧。“我们要积极争取其他部门对养老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才能把事业做大。”郭彬彬说。

郭彬彬坦言，养老工作“不容易”。老年人不容易，干养老的人也不容易。他表示：“出台政策本身不是目的，我们的努力是要让更多老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。”

这正是郭彬彬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“四好”党员，在“最先一公里”上用专业与担当写就的答卷。